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参加吴健雄纪念馆的落成典礼，首先，我想感谢中国政府、江苏省政府、东南大学以及所有为纪念馆的落成付出不懈努力和慷慨捐助的人们。

    我的母亲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了早期教育。当时我的外祖父在浏河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在他及胡适先生的鼓励下，我的母亲来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求学。我的母亲多次向我提起她非常感激她的父亲以及她的老师们对她能力的信任，非常感谢他们在她，一个女孩身上倾注的心血，那些心血一点也不比他们花在男学生身上的少。

    今天，我想和诸位分享我母亲的其他一些品质，而不是她在科学上的业绩。虽然这些事情她从来都没有公开讲过，我作为一个与她朝夕相处的人，却可以很深刻地感觉到。当然，在学术领域，我的母亲是一个以毅力和能力闻名的科学家，这体现在她对每个细节问题的关注及她对待问题从来不敷衍了事。当她在研究上遇到困难时，她会坚持不懈直到找到答案，并且要确保所有的细节问题也都得到解决。当一个实验取得了成功，她从来不吹嘘自己的成就，而是继续思考是否可以采用别的方法，并且要确保没有一个错误。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母亲是一个心胸开阔、从来不带任何成见去看待事物的人。很多人认为：这样一个著名的母亲可能会对我的决定造成一定影响，恰恰相反，她从来没有作出任何的暗示要我跟随她的足迹，甚至她也从来没有暗示我已经是一个物理学家了。她总是让我做我的天性最适合做的事情。在我要读大学的时候，她从来没有力图要说服我去读哥伦比亚大学，尽管她在那里从事了多年的教学工作。虽然她是物理学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她却经常阅读一些与她的专业无关的学科发展前沿情况的资料。比如，医学、计算机、外交、政治———她会对我说：“这个领域的成就多么令人惊讶!”，“如果研究这个学科也一定很有意思”!在她取得了β衰变实验及宇称不守恒的成就之后，她转而投入了对镰刀形细胞贫血症的研究。因为她觉得美国黑人因为这一疾病遭受的痛苦就是从事这一研究的理由。

    我的母亲的另一个品质是她宽广的眼界。这使她不仅能看到局部更能看到整体。她从来不会因为什么流行或时髦而就去从事什么工作或职位，相反，她会搞清楚那是不是“正确”的工作或职业。我记得我的母亲从不惧怕向任何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是用柔和的语气，无论他们是诺贝尔奖得主、州长、甚至是教皇。

    除了宽广的眼界，我的母亲还善于撇开旧事物而接受新的观点。很多次，当我不愿意听从她的建议时，她摇着头，批评我太顽固了。我想，我们在那些事情上的分歧部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她成长的环境认为听从富于经验及智慧的人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而我生长的环境认为人应该自己判断，再加上逻辑的思考。

    我的母亲对于新技术接受得很快。我清晰地记得她经常对计算机的巨大功能表现出的惊奇。但遗憾的是，当我父亲为家里添置了一部很先进的电脑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因为她第一次中风而不能使用电脑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她对变化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把“还是过去的好”挂在嘴边以自我安慰。

    即使作为一名女性，一名证明女性可以做出等同于男性成就的女性这一观念对她很重要的话，她也几乎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想这是因为她认为那是无庸置疑的事情。当然，她自己也感觉证明自己观点的最好方法是表现得好像周围的人也认为那是很自然的。我记得有时候，当她专注于一个试验时，如果我被一个小小的问题困扰，我是不可能将她的注意力长时间从她的试验上转移开的。但是，最终，她都会找到我，将我的无关痛痒的抱怨搁置一边，指出我一直忽略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她内心深处，她一直在关心着我，这一点让我时时为之感动。

    如果我的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会非常感谢这座纪念馆给她带来的荣耀。但是，我想，她一定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这座纪念馆一定要是一座富于生命力的纪念馆。我的意思是说，这座纪念馆应当为东南大学这一集体及它的蓬勃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母亲从教多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她的办公室及实验室所在的物理楼以Michael Pupin命名，称为普平楼。我的母亲非常喜欢读普平的自传《从一个移民到发明家》。在这本书中，普平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刚到美国时口袋里只有五美分的十五岁少年奋斗成长为发明家及应用物理学家的成功故事。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曾在普平楼从事过教学活动，许多伟大的发明家也出自这座建筑。如果将来有人回顾东南大学的伟大成就和发明时说，这座纪念馆曾经在他们的成就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想，我的母亲会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的。